中德摇滚的联手合作，也许会为崇尚西方的中国摇滚界带来些活力，也许会为惊艳于东方的德国摇滚界带来一丝新奇，但却恐怕不会改变游离在主流边缘的两国摇滚的基本格局。

一

2月的中旬，20出头的阿尔弗雷多从他的家乡-意大利南部的大学城莱切-出发，转机经过罗马和米兰，飞行十几个小时来到柏林。踏上这数千公里的旅行，阿尔弗雷多此行的目的并非是想做一次德国首都的观光客，他盼望的是能亲身经历一场中国摇滚的现场演出。在莱切大学翻译系就读的阿尔弗雷多，正着手把崔健的中文歌词翻成意大利文，从网上他得知崔健将在柏林演出的消息。不过，当他在柏林旅游局售票处掏钱购买音乐会入场券时，被问得一头雾水的售票员告诉阿尔弗雷多，当晚在柏林体育馆内只有一场音乐会，而音乐会的主角是阿尔弗雷多从未听说过的德国歌星乌多-林登贝格(Udo Lindenberg)，兴冲冲而来的阿尔弗雷多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好在崔健的经纪人，美国人包飞为阿尔弗雷多解除了疑惑。2月15日晚间在柏林体育馆上演的音乐会，确实是德国摇滚歌星林登贝格纪念他的乐队组建三十周年的演唱会。除了一批德国老牌摇滚歌手们的友情出演之外，崔健也将作为林登贝格的特邀嘉宾在台上亮相。

2004年的春节刚过，崔健就来到德国。在前后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里，崔健跟随着林登贝格和一大批德国摇滚歌坛元老级的歌星们，走完将近十个德国城市。每天换一个城市，每晚一场音乐会，但是每次却只唱一首歌，崔健自我打趣说，“象这样起大早赶晚集，却只唱一首歌”，这还是他摇滚生涯中的第一次。

2月15日的晚上，在离当年的柏林墙咫尺之遥的一个旧厂房里，在八千名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的老歌迷中间，早已经把崔健的歌词烂熟于心的意大利小伙子阿尔弗雷多，终於第一次体验到了崔健的中国摇滚--尽管崔健表演的仅仅是他的一首老歌。

对中国和汉学兴趣浓厚的阿尔弗雷多，是海外中国摇滚乐的典型听众。然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中国摇滚爱屋及乌的热情，往往会给迫切追求世界认可的中国人一种“天下舍我其谁”的错觉。

二

对这次巡回演出的最后一站柏林，崔健并不陌生。早在十年前的1993年柏林中国现代艺术展之际，包括崔健，唐朝，眼镜蛇在内的六支中国摇滚乐队，就在柏林进行了一场长达六小时的中国摇滚专场演出。尽管美国仍然是崔健海外演出次数最多的国家，但去年以来崔健来欧洲和德国演出的机会则更多了一些，和乌多-林登贝格的结识，显然为崔健能够更多地在德国亮相打开了一扇大门。几次走近德国，崔健印象最深的城市还是汉堡和柏林，在他的眼里，汉堡是一个欧洲化的城市，而柏林则让他更多地想到北京的三里屯，燕莎，国贸，甚至“似乎闻到了烤羊肉串的味儿”。

1993年的柏林中国摇滚音乐会吸引了上千观众，德国听众的比例相当高。乃至于几天之后，崔健和他的乐队南下斯图加特，在以中国留学生为主的观众面前，他不由得发出了“在北京，我们观众里的外国人比现在还多”的感叹。在华的西方人士圈子曾经是崔健和第一批中国摇滚乐歌手成长的土壤，被精通汉学的欧美学生以及驻华的西方中国通们簇拥着的崔健，会不会也生活在一种错觉里？

三

和前几次不同的是，崔健2004年2月在德国的这次登台，不再是欧洲大小城镇音乐节上点缀式样的亮相，和一代德国摇滚歌星们合演，毕竟给崔健带来了更多普通意义上的德国摇滚迷。而他们感兴趣与否，才是崔健摇滚乐能否被海外听众接受的真正考验。

崔健本人更愿意把自己的海外演出定义为一种文化宣传：“我们在这里的演出能够帮助西方人改变对中国人传统的看法，在他们眼里，中国人不就是开饭馆的就是留学生，或者是高科技人才，对中国艺术的了解也只停留在传统艺术上，比如杂技之类的，但是不知道中国还有摇滚乐”。

让西方人知道中国的摇滚乐，十年前的崔健便开始这样做了，十年之后的崔健依然辛辛苦苦地为此奔波。被称为“中国摇滚之父”的崔健仿佛永远完不成他的启蒙任务--告诉中国观众什么是摇滚，告诉西方观众什么是中国摇滚。

这是一个艰巨而似乎不可完成的使命，最为直接的证明就是：尽管崔健曾经多次在欧洲和德国登台演出，但是直到2003年的春节之前，作为德国摇滚第一人的林登贝格，和在中国摇滚乐坛具有同样地位的崔健，都互相没有听到过对方的名字。

被关心中国的西方人所熟知，但不为关心摇滚的西方人所认识。崔健的音乐在西方人眼里似乎首先是中国，其次是摇滚。崔健随口说出的几支德国乐队的名字，或者是曾经去过中国的BAP，或者用英语演唱的蝎子乐队，或者是以音乐取胜的“德国战车”。而忙碌于东西德题材和使用德语演唱的林登贝格，则不在此列。

四

去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在北京家中的崔健接到了一个操着德国口音英语的电话，电话的那头便是德国七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摇滚歌星林登贝格。当林登贝格在上海的一个酒吧里第一次听到崔健的音乐之后，便决心要认识这个和他地位相仿的中国人。年近六十的林登贝格希望打开中国的音乐市场，而和他一样拥有着本土摇滚之王地位的崔健，是林登贝格心目中最理想的合作夥伴。同样，来自英国的滚石乐队，紫色乐队，台湾的伍佰，都愿意邀请崔健作为音乐会的演出嘉宾，进入中国的流行音乐市场，崔健无疑是他们最好的一个桥梁。

从12岁就开始接触打击乐器的林登贝格，接受过良好的爵士乐训练。在七十年代初尝试出版了两张英语唱片之后，林登贝格便转向用德语演唱摇滚歌曲。1973年，林登贝格的带着爵士风味的歌曲Andrea Doria成为德国流行音乐的畅销曲目，奠定了德国摇滚乐开拓者的地位。

“在这之前，德国没有摇滚乐，只有通俗歌曲(Schlager)”，林登贝格向我们这样解释他的音乐。按照一种比较简单的类比，林登贝格的摇滚乐和传统德国通俗歌曲的界线，恰恰就象崔健的摇滚和曾经被称为港台音乐的中文歌曲。

在林登贝格开始他的摇滚生涯后差不多十年，出身在艺术家庭，当时还是北京乐团小号手的崔健，在POLICE等西方乐队的影响下，尝试使用中文来写作摇滚。<<不是我不明白>>便是崔健的第一首摇滚作品。崔健坚持认为，中文已经成为他演唱和创作时的一种乐器，崔健演唱时独特的吐字方式使得中文成为摇滚的一种新载体。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一无所有>>的锁呐)，具有革命色彩的道具(<<一块红布>>)和词语(<<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揉入西方摇滚而产生的巨大的反差，这是崔健摇滚乐极大的特色。远在德国的林登贝格，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实验。他的口语化的歌词，追求个性的内容，对于听惯了英语摇滚和腻味的德语通俗歌曲的德国听众，也是一场不小的“耳膜革命”。

诞生之初的中德摇滚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八十年代的中国摇滚在四面埋伏中生存着，就在崔健为自己的音乐争取生存的权力时，远在德国的林登贝格已经奠定了他在西德摇滚乐坛的地位。熟悉德国摇滚乐发展的柏林记者舒尔茨说，尽管林登贝格的音乐也背叛了德国流行歌曲的传统，但是它的出现却并没有遭到任何社会的阻力。相反倒是德国南北音乐口味的不同，使得林登贝格以德国摇滚第一人的身份，却始终没有完全打开南德的市场。不过，当时的林登贝格仍然是青少年中极受欢迎的歌星，他以每年一张唱片的速度，迅速成为德国最为知名的摇滚歌星。

1983年林登贝格的人气上升到极点，他在柏林举办的纪念他的“恐慌乐队”成立十周年的音乐会，吸引了两万两千观众。三十年来林登贝格始终忠实于自己的风格，也因此拥有一大批矢志不渝的歌迷。

五

就在八十年代初，崔健和他的同伴们开始为西方摇滚乐所吸引的时候，作为西方摇滚歌星的林登贝格第一次有机会在东柏林的议会大厦内登台演出，这是1983年，一个充满变化和机会的时代正在开始。

在东柏林的亮相，让林登贝格的摇滚创作找到了一个新鲜的话题--东西德对话。这个主题贯穿他八十年代的演唱生涯。1984年，在原定的东德巡回音乐会计划被东德当局取消之后，林登贝格登台演唱了一首让他从摇滚歌手成为社会知名人士的歌曲-<<开往Pankow的列车>>，在歌中他向当时东德领导人昂纳克指名道姓，用他惯用的诙谐的语调，询问被他称为“印第安酋长”的昂纳克为什么不让他到“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国度”演唱。林登贝格调笑昂纳克道，“其实我知道你内心也是个摇滚歌手，我知道你躲在厕所里也偷听西方电台”。

林登贝格的这首歌曲在东西德地下或公开地风行一时。尽管一开始这首歌也曾惹恼了东德上层，但是在东西德和解的背景下，林登贝格最后竟开始和昂纳克通信和互换礼品。不拘一格的林登贝格赠送给昂纳克的，是一件摇滚乐歌手的皮夹克。

东西德话题从此在林登贝格笔下一发不可收拾，另一首他的知名歌曲<<我们只想在一起-来自东德的女孩>>，讲述的是一个假想的柏林墙两侧的爱情故事。因为他的影响力，林登贝格成为当时东西德和平运动的文艺界代言人，并且得以在莫斯科和当时苏联摇滚天后联手演出。两德统一之后，林登贝格因为对德国统一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联邦德国总统勋章。2003年，两德统一15周年之际，林登贝格正式启动了他的列车，象征性地穿越了一堵纸做的柏林墙。

九十年代的林登贝格以摇滚前辈的地位，主动承担起培养年轻新秀的任务。林登贝格尤其关注的是来自东德的乐队和少数民族歌手(土耳其歌手)的发展。在德国反排外，反新纳粹运动中他也始终是文艺界的表率。不过，柏林墙的倒塌似乎让林登贝格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创作源泉和动力。九十年代的林登贝格，鲜有可以和他七八十年代的作品相媲美的歌曲问世。

六

走入九十年代的崔健，也获得了更多演出的自由。八十年代围绕在他周围的政治围墙，在九十年代商业大潮中自然崩溃。不过，没有了禁锢之后的中国摇滚乐，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活力和色彩。八十年代的政治管束和九十年代中国商业化的音乐口味，都没有为崔健这样的摇滚乐手提供成长的丰润土壤。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在林登贝格的三十年摇滚生涯中，他前后出版了大约六十张唱片，在鼎盛年代每两年他都会携带新的曲目举办巡回演唱会。从1985年以来，崔健推出的唱片一共只有五张(第五张即将发行)，而在崔健音乐会上，被歌迷呼唤最多的仍然是崔健八十年代中期的作品。

让两名“摇滚之父”都感到无奈的现实是，在他们各自开始摇滚生涯20和30年之后，中文和德文的摇滚，依然勉强寄生在英语为统帅的摇滚乐阴影之下。“只有美国音乐，我们这个世界会更贫穷”，林登贝格这样为自己的创作寻找生存的理由。中德摇滚的联手合作，也许会为崇尚西方的中国摇滚界带来些活力，也许会为惊艳于东方的德国摇滚界带来一丝新奇，但却恐怕不会改变游离在主流边缘的两国摇滚的基本格局。

[subtitle=]

七

崔健的经纪人包飞曾经计划，要让崔健每年到德国来演出一次。这个通晓中文的美国人坚持认为，欧洲的听众应该能够接受崔健。计划着和崔健一起出版唱片的林登贝格也自信地说，他对和崔健的合作非常乐观，佐证便是，在他的音乐会上德国观众对演出后的崔健的欢呼。

尽管把“宣传”中国摇滚作为自己海外演出的目的，但是崔健本人无法掩饰的，是希望自己的音乐被更多西方听众理解的企盼。“摇滚乐毕竟是西方的”，在柏林演唱会简陋的后台，崔健这样说。崔健的头上依然一颗红五星闪烁，但是红五星下的已经不再是草绿的军帽，而是一顶白色的棒球Cap。“有时候我们费了很大力气，中国的听众还是很难理解。我们和中国听众的交流主要还是建立在语言和文化的基础上”。崔健话中的潜台词也许可以理解为，他作品内中国听众无法理解的部分，恰恰应该能够被更熟悉摇滚的西方听众所接受。

崔健频繁的海外演出，更多的是一种介绍性质的“路演”，崔健本人期待的和西方摇滚界的交流，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实现。熟悉柏林摇滚界的记者舒尔茨坦言，他并不认为崔健的摇滚能成为一种为德国普通听众所接受的音乐。“或许有人会因为新奇去参加他的音乐会，也许会好奇地买上一张唱片”，但是他认为，崔健的摇滚无论从歌曲和表演方式上都太过於帅真，太过於纯朴。反倒是刘元的萨克斯独奏的片段最容易被西方观众接受。和介于怪诞，玩笑，挑衅，放肆为一体的林登贝格相比，崔健的音乐似乎是摇滚中的正统。在柏林生活了五年的前指南针主唱罗琦也说，崔健如果能多用英语来演唱一些歌曲，这样也许能够为更多的德国听众所接受。

不过，崔健本人并不为廉价的商业成功所动，他认为，中文是他最好的表现方式，而相比西方摇滚，崔健认为，中国的摇滚似乎有着自己的主题要去表现。

八

子夜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地铁站，林登贝格，崔健和他们的乐队成员在眼泪宫内庆祝巡回演出的结束。十五年前，分隔了东西两个柏林的柏林墙就从这里经过，而生离死别的亲人们留下热泪的检查哨所就曾在这附近不远--眼泪宫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庆祝的晚会上，主人给了远道而来的崔健和他的乐队更多演唱的机会。三曲唱罢，步入中年的崔健，刘元，艾迪显得温和平静。曾经高唱<<一无所有>>的崔健承认，尽管知识产权被盗版者所窃夺，但自己还是有机会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把柏林墙当作主题而唱遍了八十年代的林登贝格，似乎在中国找到了一个新的市场。不再一无所有的崔健也希望他的音乐能够回到摇滚的故乡。不再有围墙的中国和德国的摇滚乐，却好像也因此多少失落了些主题。而乌多和崔健让摇滚跨过文化国界的理想，似乎并不比让摇滚跨过柏林墙来得更加容易。

“只要行动着，就不算悲观”，崔健这样解释他对中国摇滚前景的看法。或许这也应该是对中国摇滚西行所采取的最实际的观点。而北德人乌多-林登贝格则对我们解释说，三十年前他把乐队取名为恐慌乐队(Panikorchester)，其实恰恰是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恐慌”。

原载《欧览杂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