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中国使馆周围的“德国友人”。沙赫特的联络人“哥则卧斯博士”是谁？

中国使馆周围的“德国友人”

披露德国反抗力量和中国驻德外交人员之间联系的，还有1940年至1941年7月担任使馆一秘的关德懋先生。据关德懋的回忆，当时驻德使馆接触的不少“德国友人”同时都是纳粹政府内的“反对派”人士。

关德懋回忆说，早在1941年1月，德国政、军、经三方面的重要友人认为，德国已经陷入绝境，希望中国友人，尤其是“领导抗战的委员长蒋公在战后主持正义人道，以挽救德国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恶缘”（注23）。关德懋的相关回忆尽管只是寥寥数语，其核心内容却和杨天石教授列举的齐焌信件内容差不多，关德懋的回忆文章发表在三十年前，但当时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关德懋列举的“德国友人”中包括普朗克博士、托马斯将军、埃尔哈德、沙赫特等，其中埃尔哈德便是托马斯将军在国防部经济厅的部下。根据齐焌的纪录，埃尔哈德曾经在1941年6月间前往瑞士和他长谈八天，并建议齐焌去柏林和托马斯、沙赫特会面，由此引出这段历史事件。

关德懋提及的艾尔文-普朗克博士（Dr. Erwin Planck）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普朗克的四公子。艾尔文-普朗克是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冯-施莱谢（von Schleicher）的好友，并曾在国防部任职。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普朗克被迫离职，后前往中国工作一年。1934年，冯-施莱谢被纳粹暗杀，普朗克发誓要找出凶手但未能如愿，和纳粹之间的隔阂就此加深。普朗克从中国归来后从政界转入经济界，成为当时和中国有不少商务来往的奥托-沃尔夫公司（Otto Wolff）的经理，1939年起负责沃尔夫公司柏林分公司的业务。

普朗克是德国反抗力量中一员，1939年他也参与了托马斯、沙赫特等人上书希特勒反对进攻波兰的行动。1940年他还和哈塞尔、贝克等人合作起草了为希特勒下台后准备的“临时宪章”，一些反抗人士的聚会也在他家中举行（注24）。

1941年7月1日，德国承认汪伪政权，7月2日中国宣布与德国断交。齐焌的信件中提到，7月2日，普朗克博士和托马斯将军宴请驻德大使陈介与齐焌，对中德断交“表示遗憾”。关德懋则回忆说，当日普朗克来中国使馆直接找陈介大使，并且提出要求中国使馆留下一名人员，以便保持日后的联系。普朗克并称，戈林也同意将保证留驻人员的安全。不过，新上任的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很快复电否认了留守馆员的建议。中国驻德和驻意大利使馆人员首先集中在日内瓦，随后搭乘美国军舰从里斯本前往纽约转道回国。齐焌在1941年7月至10月经过纽约回国，应该是中国撤回驻德、意外交人员的一部分，并非为相关事宜专程回国汇报。不过，齐焌凭借他自己和蒋介石的直接关系，还是在第二年就获得再次派往瑞士的机会。

1944年的7-20军变后，普朗克被捕并和沙赫特、托马斯等关在同一监狱。1945年1月23日，普朗克在柏林监狱被处决。而沙赫特、托马斯等则被转移，直至获救。

沙赫特的联络人“哥则卧斯博士”

1941年6月沙赫特在柏林私宅和齐焌谈话中，让齐焌以瑞士为接头点，除和克兰保持联系之外，还让齐焌和他在瑞士的代表“哥则卧斯博士”联络。“哥则卧斯博士”的名字并不在关德懋列举的“德国友人”之列，但却是一个对沙赫特极其重要的人物。

从译音来看，这名“哥则卧斯博士”应该就是“吉泽菲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吉泽菲乌斯是德国反抗力量的核心成员，纳粹秘密警察初创时期，他便是成员之一，但很早便与纳粹分道扬镳，后来成为德军军方情报人员，德军情报机关也是德国反抗力量据点之一，其主要官员都和反抗力量有关。在1938年苏台德事件发生前，吉泽菲乌斯已经参与德军内刺杀希特勒的密谋。因为《慕尼黑协议》的签订，1938年的谋杀希特勒行动在最后一刻流产。这次行动的流产，虽然使得反抗运动元气大伤，但密谋计划也并没有暴露，没有造成反抗力量的人员损失。

1940年至1944年，吉泽菲乌斯在苏黎世的德国总领事馆担任副领事，表面上的任务是为德国军方刺探情报，但事实上他却受德军内反抗力量的委托，和英美盟军建立联系。吉泽菲乌斯的主要联络管道是美国设立在日内瓦的“战略服务处”，接头人是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杜勒斯。

1944年7月20日，德军军官斯陶芬贝格在希特勒大本营放置炸弹后，飞回柏林指挥军变，吉泽菲乌斯和其他密谋人士到达柏林的国防部大楼现场，但在意识到谋杀希特勒失败，军变大局已经无可挽回后，吉泽菲乌斯逃亡瑞士得以幸存。吉泽菲乌斯和沙赫特之间的联系，也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在沙赫特被捕后，他和吉泽菲乌斯的会面也成为审讯重点内容之一。吉泽菲乌斯是“7-20军变”亲历者中为数不多的幸存人士，他在战后发表的回忆录是了解希特勒政权内情的经典文献。

吉泽菲乌斯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多次出庭作证，是审判戈林和凯特尔案的检方主要证人。在沙赫特案件的审理中，吉泽菲乌斯作为辩方证人出庭，他为沙赫特做的证词，也是沙赫特最终被免予起诉的重要原因(注28)。

在战争期间以德国外交官身份驻在苏黎世的吉泽菲乌斯，不可能公开暴露其反对希特勒的立场。而苏台德事件前军方谋杀希特勒的计划，直到1944年“7-20军变”后，秘密警察才在搜捕反对人士的过程中发现相关资料。假如不是直接和掌握反抗力量内情的人士接触，很难想象齐焌在1941年写就的机密报告中，能够编出沙赫特让“哥则卧斯博士”作为其在瑞士代表这样的细节来。

需要补充的是，对中方最为友好的国防部托马斯将军从1938年起也介入了反抗运动，他和格德勒、贝克、哈塞尔等人都有联系。托马斯在其战后的回忆录《思想与事件》提到，他在反抗力量圈子内的立场是：反抗行动应该成为军方“合法的”政变行为，并且应该只有陆军参与，因为空军过于纳粹化，而海军则不够可靠。托马斯还认为，解决希特勒不能采用暗杀手段，否则希特勒将可能被民众“神化”，应该将希特勒和他的政府成员逮捕后交给国家法庭审判（注29）。

托马斯在1943年后逐渐游离反抗力量的圈子，他对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也一无所知。但秘密警察在“720”军变后的搜捕中发现涉及托马斯和反抗力量联系的资料，托马斯因此在1944年9月被捕，不过，他和沙赫特一样未被处死。战后，在狱中的托马斯曾经写下相当数量的回忆录。1946年12月29日，托马斯在被美军关押期间病重去世。

至于军火商克兰在德国反抗运动中的角色，则至今查不到任何相关文字记载。

结语

三十年代中德关系的“蜜月期”，使得中国驻德外交人员周边聚结了不少德国政、经、军界要人，他们其中的不少人也是德国反抗力量成员。二战形势的瞬息万变造成中德关系和双方国际地位的逆转。蒋介石日记里所称的“策反德军倒戈”尽管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但结合事件主角沙赫特、托马斯、克兰、齐焌及周边“德国友人”的背景，沙赫特和托马斯希望通过蒋介石政府，赢得英美对德国反抗力量承诺的历史事件是合乎情理的。

而以英美对待德国反抗力量的怀疑和拒绝态度来看，宋美龄即使有机会将相关信息传递给罗斯福总统，最后的结果也是可以想象的。甚至在中国使馆官员齐焌与沙赫特、托马斯等人密谋之时，英国和美国其实都早已经了解到了相关内情。但英美方面并没有和德国反抗力量进行合作的意愿。沙赫特、托马斯等人希望通过中国政府打通英美高层联络渠道的设想完全落了空。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沙赫特和托马斯在其战后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及此事的原因。

注1：克莱门斯-冯-克伦佩雷尔，《德国反抗运动和国际联系，1938-1945》，。Klemens von Klemperer，Die Verbindung zu der grossen Welt Aussenbeziehungen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 1938 – 1945）。

注2：《1944年7月20日，一次军变的纪录》，《明镜》周刊2004年第29期。“20.Juli 1944 Protokoll eines Staatsstreiches”， Der Spiegel，Heft 29/2004，；约阿希姆-费斯特，《国家政变，通往7-20的漫长道路)， Joachim Fest，Staatsstreich, Der lange Weg zum 20. Juli

注3：克劳斯-尤尔根-穆勒 《德国反抗运动和外国》，Klaus-Juergen Mueller, Der deutsche Widerstand und das Ausland

注4：汉斯-莫姆森 《取代希特勒-德国反抗运动历史研究文集》，2000. Hans Mommsen Alternative zu Hitler,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es，2000

注5：同注3

注6：克莱门斯-冯-克伦佩雷尔，《德国抵抗希特勒运动：寻找海外联盟 1938-1945》，Klemens von Klemperer，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the Search for allies abroad 1938-1945）

注7：克里斯多夫-科帕，《沙赫特，希特勒的权威银行家的沉浮》 2006年，Christopher Kopper，Hjalmar Schacht，Aufstieg und Fall von Hitlers maechtigstem Bankier, 2006;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1940年4月3日与沙赫特谈话记录

注8：《传记文学》2010年第3期

注9: 同注7

注10：《陈介大使1941年1月31日致蒋介石电》，《中德外交密档》。

注11：沙赫特《我的七十六年人生》，Hjalmar Schacht，76 Jahre meines Lebens，（1953）

注12：《传记文学》《程天放使德回忆之十四》，德国外交次长魏泽克1937年7月10日秘密会面笔录。

注13：同注7

注14：同注11

注15：同注7。

注16：亨利-马隆《亚当- 冯-特罗特-楚-绍尔茨：一个密谋者的道路 1909-1938》，Henry O.Malone，Adam von Trott zu Solz，Werdegang Eines Verschwoerers, 1909 – 1938）

注17： 《中德关系 1937-1945》 《特罗特北京备忘录》Mechthild Leutner，Memorandum des Adam von Trott zu Solz，Peking，Deutschland und China 1937 – 1945。特罗特直接参与了斯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行动的密谋，1944年8月被捕后被处以死刑。

注18：同注7

注19: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W.C.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注20：同注17，德国外交次长魏泽克1937年7月10日秘密会面笔录。

注21：约阿希姆-费斯特，《国家政变，通往7-20的漫长道路》，Joachim Fest，Staatsstreich, Der lange Weg zum 20. Juli

注22：同注11

注23：《传记文学》 第28卷第6期

注24：同注21

注25：同注7

注26：《宋子文致拉西曼 1940年11月22日》，吴景平、林孝庭编：《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1940-1942》，上海，

注27：《波兰驻华盛顿大使馆有关中国政府顾问拉西曼博士提供信息的记录》，Mechthild Leutner《中德关系1937-1949》（Deutschland und China 1937-1949）

注28：同注21

注29：乔治-托马斯 《德国军队和军备经济历史基础》中作者评传，George Thomas，Grundlagen fuer ein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Wehr- und Ruestungswirtschaft 1966

  原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2010年8月号，此处略有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