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历史学者杨天石先生利用存档海外的《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书信》内容，披露二战期间“蒋介石策动德军军队推翻希特勒”的“秘史”。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先生则撰文质疑蒋介石“策动德军倒戈”之说，并对德国反抗力量求助于蒋介石的可能性也持完全否定态度。

1934和希特勒一起阅兵的帝国银行总裁、帝国经济部长沙赫特。

现有史料不能证明“策反”说

历史学者杨天石先生利用存档海外的《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书信》内容，披露二战期间“蒋介石策动德军军队推翻希特勒”的“秘史”。根据杨先生引用的史料，1941年，曾经留学慕尼黑、时任中国驻德使馆商务参赞的齐焌，在相熟的德国商界、军界和政界人物处得到德国内部反抗希特勒力量（以下简称德国反抗力量）的消息，并受前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之托转告蒋介石，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派专人代表德国反抗力量联络英美。此后，蒋介石于1942年再度派遣齐焌前往瑞士，在日记中写下“运动德国军队倒戈”之语。1943年，蒋介石又在给宋美龄的电报中提及，希望宋向美国总统罗斯福介绍德国反抗力量的立场。

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先生则撰文质疑蒋介石“策动德军倒戈”之说，并对德国反抗力量求助于蒋介石的可能性也持完全否定态度。汪先生在文中称，“至于说德军要求蒋介石代向英美求和，更有违常识。反纳粹德军将领与敌方，尤其英国方面，早有管道，何须由蒋介石中介？固不必说当时之中国已自暇不顾，有何能力干预别国的内政，蒋与罗斯福、丘吉尔亦无特别交情，由蒋转达有何方便与好处？”杨天石和汪荣祖两先生此后又分别在媒体上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其实，仔细研读杨天石先生举出的史料，“策动德军倒戈”的说法，除了蒋介石本人在日记中提及外，并无具体事实可以佐证。齐焌在1941年和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及国防部经济厅负责人托马斯接触时，两人明确提出的是希望蒋介石代为向英美传话，而齐焌在1942年被蒋介石派往瑞士后，他发给宋子文及蒋介石的种种信息，大部分是在汇报德军战争动态，德国国内以及德占区民情，在“报告重要事件之进展程度”时，齐焌只表示“求国际合作之友人等工作甚感困难”，“亦有宁与苏俄彻底合作，不愿沦为英美殖民地之可能”等，丝毫没有提及他自己任何“策动倒戈”的具体行动。齐焌的角色似乎更是一个传递情报者。在齐焌1941年底回国前，托马斯将军甚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希望齐焌尽早归来，充当和“德国友人”之间的“联络员”。齐焌的身份是“联络员”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唯一可以认为齐焌直接参与了“重要事件”的，是在齐焌的要求之下，由宋子文汇给他转交军火商克兰的两万或者更多美元。暂且不谈汪荣祖先生怀疑这笔钱被齐焌“私吞”是否“有罪推定”（杨天石语），也不说这两万美元是否一定用于反对希特勒的“重要事件”（齐焌和宋子文来往信件中并没有非常明确说明），仅仅单凭汇款一举，最多也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政府可能间接“资助”了德国内部的反希特勒运动，杨天石先生在此后的文章中也有同样的表示。“资助”和“策动倒戈”两者间毕竟还相去甚远。

因此，以目前所拥有的史料，蒋介石的“策动德军倒戈”之说尚无充足证据。杨天石先生在将前述文章收入新书《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二集时，把文章题目确定为《蒋介石与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运动》，各段小标题分别是《蒋介石决定派齐焌赴欧，联络德国反纳粹力量》、《齐焌赴欧，转报反纳粹力量的举事时间和条件》，应该说，这是对目前所发现史料十分精当的概括。“策动倒戈”的说法来自蒋介石本人，我们自然无法苛求当事人也用学术精确度来撰写日记，但当然也不能跟着当事人一起人云亦云。

抛开“资助”与“策动”之争，杨天石先生提到的帝国银行前总裁沙赫特、国防部高级军官托马斯等人向中国外交官员透露德国反抗力量内情，并且求助于蒋介石建立通往英美新管道的举动，也是至今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资料，在德国有关反抗运动的研究中也未被提及，对研究抗战期间中德两国关系确实具有相当价值。

另一方面，汪荣祖先生对“德军要求蒋介石代向英美求和，更有违常识”的说法，也值得商榷。首先，仅就齐焌提供的信息来看，要求蒋介石做中介的并非是“德军”，而只是国防部经济厅的托马斯和当时仅有部长虚职的沙赫特两人，假如加上他们声称的“德国友人”，最多也只能说他们代表了德国反抗力量的一部分。另外，托马斯和沙赫特提出的具体要求，也并非是向英美“求和”，而不过是希望中国能出面说服英美两国，给予德国反抗力量以某种承诺，沙赫特甚至还将其要求具体为“由英美民间团体出面”等等。“代为求和”之说显然并不存在。

我们无法否认杨先生提供资料的真实性，但让人感兴趣的是，德国反抗运动为何要取得英美的承诺？他们又是否有必要通过蒋介石政府的渠道来向英美转递信息呢？身为前任帝国银行总裁、经济部长，在国际金融界颇具声望、人脉广泛的沙赫特，以及军界精英国防部经济厅负责人托马斯将军，还有神通广大的军火商人克兰，他们和德国反抗力量究竟有什么关系？沙赫特有无可能向一个中国外交官员提出如此机密，并可能惹来杀身之祸的要求呢？齐焌提到的“德国友人”究竟是谁？“

显然，对这样一件发生在七十年前的、背景错综复杂、涉及政治密谋的历史事件，仅凭汪先生所说的 “常识”来做结论是不够的，分析其发生的合理性和真实性需要更多史实的佐证。

下文利用目前可见的史料，对沙赫特、托马斯求助于齐焌和蒋介石的可能性做一些探讨。限于篇幅，本文把重点集中在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身上，兼及托马斯将军和其他“德国友人”。

纳粹德国内部反抗力量及其“外交政策”

有关二战期间德国内部反抗运动的研究文章，在英、美、德学界可谓汗牛充栋，中国史学界因为种种原因缺乏相关的专题研究，偶有论述又过于关注更吸引眼球的“兵变”和“谋杀”行动，往往忽视这批“体制内”反希特勒人士的思想背景、道德理念及政治诉求。在欧美历史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德国反抗力量的“外交政策”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话题，而这也正是“沙赫特、托马斯求助于蒋介石”事件的历史大背景。

德国历史学者认为，二战期间，德国国内的反抗运动和德军占领区的反抗运动不同，被占区反抗运动是反侵略行动，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德国国内反抗运动却无论对内和对外都不具备必然的“合法性”。相比纳粹德国的军事占领区，德国国内希特勒专制统治的基础是“坚实的”，反抗运动在德国国内并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其成功却可能意味着德国战败，国土被入侵，政权被推翻，因此反抗运动有可能背上“叛国”之嫌（注1）。此外，从1934年起，德军将领及士兵都被要求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这也使得某些军界人士对军变更有顾虑，比如反抗力量主将贝克辞职后，替代他出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就是一例（Franz Halder）（注2）。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反抗力量“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希望英、美等国给予德国以和平、领土等方面的承诺，以此来赋予针对希特勒的暗杀或军变行动的“合法性”，使军界人士克服心理障碍，也借以获得厌恶战争的德国民众的理解。

但无论是在战前或是在战争期间，英美方面都对德国反抗力量持有怀疑态度。和英美方面联系的德国反抗力量成员，大部分具有纳粹德国外交官或德军军方将领的身份，他们提出的德国领土和边界的某些要求（如保持德国对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兼并，恢复1918年停战前德国边界等），使得英美方面感觉反抗力量和纳粹并无本质不同。1939年，还发生两名英国特工人员在荷兰边境和反抗力量会面时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的事件，更引起英方的警觉。德国反抗运动的迟迟不作为也加深了英国方面的怀疑。1941年1月，丘吉尔对英国外交部宣布，对德国反抗力量采取“彻底沉默”（absolute silence）的政策，此后和德国反抗运动的接触仅仅限于收集情报。尽管丘吉尔在战争期间成立海外行动组，资助被纳粹德国占领国家内的抵抗运动，但德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却并不能从中得益。而设在瑞士的美国海外战略联络处，对于来自德国内部的联系，也始终采怀疑态度。（注3）事实上，德国反抗力量和英美的联系，尽管每次都被接头的盟国情报人员记录了下来，但绝大部分信息都没有机会真正被送到英美决策人的手里。（注4）

在1938年到1944年的漫长对外联络过程中，德国反抗力量不管英美对其态度的变化，始终没有放弃对外联络的努力。直到1943年底，德国反抗力量还试图通过荷兰地下组织联系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希望荷兰流亡政府能向英国转达他们的立场。而英国外交部则回复荷兰流亡政府称，来自德国内部的类似接触大多由纳粹秘情报机关所控制，1944年荷兰地下组织将英国政府的拒绝传回给德国反抗力量。（注5）

了解到德国反抗力量一方面迫切需要取得英、美承诺，但另一方面又屡屡受挫、倍受怀疑，甚至求助于他国海外流亡政府的历史背景，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身为政府和军方要员的沙赫特和托马斯，会违反“常识”屈尊求助于齐焌和蒋介石了。事实上，作为反抗力量边缘人物的沙赫特早在和齐焌谈话前一年，已经在利用他的个人声望进行海外联络了。

1940年沙赫特和美国副国务卿的密谈

托马斯、沙赫特在1941年6月与齐焌的谈话中，提出了对希特勒下台后德国前景的完整设想，以及希望中国政府代为联系英美的具体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不仅与反抗力量的主要策略相符，与沙赫特在1940年和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的密谈内容也相当一致。

1940年2-3月，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s）受罗斯福总统之托前往欧洲主要国家了解欧洲形势。威尔斯到访德国时除拜见希特勒、戈林和外长里宾特洛甫之外，还特意要求和沙赫特会面，这也是威尔斯在德国会见的唯一“非官方人士”。在得到希特勒首肯后，沙赫特于1940年３月３日前往驻柏林的美国大使馆代办亚历山大-科克（Alexander Kirk）的住宅和威尔斯单独会面。（注6）

根据威尔斯的谈话记录，在两人的密谈中，沙赫特向威尔斯透露说，德军将领内已经形成反对希特勒的力量，并有可能采取行动推翻希特勒政权，他希望“西方国家能够让德国重新获得合法的国际地位”，而不应该像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对待德国。沙赫特一边将希特勒称为“天才”，但同时又形容他为“历史上最大的骗子”。他还向威尔斯强调谈话内容的危险性，他说，自己的这番话“如果让外界得知，则他下周便会送命”。（注7）

把这段纪录和齐焌报告的沙赫特、托马斯谈话内容相比较，可以发现无论从内容到口吻都是极其相似，差别仅在于时间上错开了一年。在1941年6月的谈话中，沙赫特向齐焌批评纳粹政权道，“希特勒等严禁人民自由发表意见，并自有野心，与军人势不两立，兼以希特勒穷兵黩武，民间不满，已非一日”。他披露反抗力量内情时说“德国已有势力雄厚人众，准备取消目前政局”，同时希望取得“国际间之谅解”，保证在希特勒“退役”后即可恢复“真正和平”。沙赫特在和齐焌的谈话中，也如同在和威尔斯会面一样，没有忘记提醒谈话内容的危险性，他对齐焌表示“若不知兄为委座（蒋介石）亲信人员，何敢露骨如是”。（注8）在和中国官员这几年的交往中，沙赫特当然知道身为驻德使馆商务专员的齐焌，却有着可以直通蒋介石的联络通道，同时也是可以向其交出底牌的他国外交官员。

托马斯在1941年对齐焌的谈话中则提到“我们不愿（在）希氏退休（后），德国仍无公正和平地位”。沙赫特和托马斯两人都向齐焌强调英美承诺对德国反抗力量发起行动的重要性，托马斯说“事当慎重，故须先获得国际间之保证”，而沙赫特则表示，“如得到此项谅解，则德国内部我们自有办法”，“否则，德国内部不会采取任何举动”。可以看出，沙赫特和托马斯对齐焌所言确实反映了当时德国反抗力量“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内容，希望英美有所承诺在先。

在和威尔斯的这次谈话中，沙赫特还请求威尔斯为他争取一所美国大学的邀请，便于他前往美国“调解德、美关系”。但沙赫特的外交热诚并没有得到威尔斯的认可。只是美国驻德使馆一秘希斯（Donald　Heath）保持每周和沙赫特会面一次，直到希斯1941年6月离任为止。在和希斯的接触中，沙赫特多次向美方透露德国军事机密，比如德军进攻荷兰和苏联的计划等等。继任赫斯的美国外交官虽然将此情报送交给美国外交部，但因为被认为可能是德方施放的烟雾弹而没有引起重视（注9）。其实，当时的中国驻德大使陈介在1941年年初，也从“德国友人”处得到德国将在四五月进攻苏联的消息，并且拍电报通知蒋介石及外交部（注10），但显然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在沙赫特和威尔斯密谈一年之后，美国方面除了和他保持接触，了解更多情报，并没有给沙赫特任何满意的答复。根据杨天石教授的文章，1941年6月14日（也就是沙赫特和美方使馆一秘希斯最后一次会面的一周之后），齐焌前往沙赫特的柏林私人寓所，当时沙赫特高兴地说出“好极了！好容易有了办法”“吾寻觅路线，已非一日”。考虑到一年来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美方的任何响应，沙赫特这番看似与其身份不符的话应该是合理的。另外，沙赫特也不会不知道，此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宋子文正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试图打通美国政府的关节，美国政府也同意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这一年4月罗斯福总统还曾约见宋子文和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对于长期和美国最高层搭不上话的沙赫特来说，曲线寻找从中国通往美国的管道，这种心情和做法应该可以为人理解。要知道，早在1933年，沙赫特访美期间向罗斯福当面宣布，德国将向其最大债权国美国停止偿还外债，从此在白宫留下“恶名”。而在同一年，也在美国，沙赫特对控制着中国政经大权的蒋、宋、孔家族的关系网络已有耳闻。

原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2010年8月号，此处略有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