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沙赫特和孔祥熙美国见过面。1939年印度归来，沙赫特自荐为中日双方斡旋。沙赫特是德国内部反希特勒力量的边缘人物。波兰驻美大使向英国外交部汇报沙赫特“联华”行动。

沙赫特和孔祥熙美国见过面

沙赫特和中国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源于1936年签署的“中德易货贸易”协议和“德华借款协议”。但早在1933年，他便在访美参加国际金融会议前，在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宴席上和中国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结识。在沙赫特战后撰写的回忆录中，他对孔祥熙和蒋介石同为宋家女婿一事印象深刻。沙赫特在书中记录的一段轶事是，在赫尔的晚宴上突然响起具有东方风味的音乐，孔祥熙偷偷向沙赫特说，这段音乐听起来很像中国音乐，而坐在沙赫特边上的美国财长得意地告诉大家，这是他为了欢迎孔祥熙到来而特意谱的一曲。（注11）

智商高达143分的沙赫特是德国金融界奇才，在魏玛共和国期间便曾出任国家银行总裁。在结识戈林和希特勒后取得信任，1933年沙赫特再度出山担任帝国银行总裁，而且一度兼任经济部长，掌握德国的财、经大权。和国防部经济厅的托马斯将军一样，沙赫特也成为希特勒战前扩军计划的前期执行人。由于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这两人也被中方认为是德国政府及军队内的“亲华派”代表。

1937年11月，因为和戈林意见不合，沙赫特被迫放弃经济部长职位，被授予“不管部”部长。1939年1月，又因为其反对排犹的立场和对希特勒扩充军备的不满而被希特勒撤职。在此之后，手下虽然仅有两名助手和秘书，沙赫特却保留了帝国部长的地位和待遇。1943年1月，希特勒最后撤销了沙赫特的“不管部”部长职务，并拒绝沙赫特提出的会面要求，这也被认为是沙赫特彻底放弃对希特勒幻想之际。

1934年，沙赫特为解决德国外贸赤字、外汇储备严重不足的状况，推出所谓“新计划”（Neuer Plan）政策，其核心便是对德国的进出口和外汇进行严格管制，力主只从购买德国产品的国家进口。因此，德国对英美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大幅度下降，而德国迫切需要的农矿产品的输出国，尤其是南欧、东欧和拉美国家，便成为德国主要贸易国。

在“新计划”的背景下，首先由军火商人克兰提出的中德易货贸易的设想，也得到德国国防部、经济部的支持。中国拥有德国军工必须的稀有矿产，而中国政府又迫切需要购买德国的武器来装备一支现代化军队。德国政府将军火商克兰（Hans Klein）的私人企业“合步楼”公司收为国有，专门经营中德易货贸易。在沙赫特的支持下，1936年中德两国还签署了由德国向中国贷款1亿帝国马克的协议，以促进两国间的易货贸易。

通过军火商克兰，在三十年代中后期，沙赫特和蒋介石、孔祥熙等中国政府要人间的联系逐渐增多。而在德国上完中学和大学的齐焌，担任过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塞克特和蒋介石间的联络官，塞克特又是将克兰引入中德军火交易的中介人，克兰和中国政府高层的信件来往多数也经齐焌翻译，齐焌和克兰两人，于是在诸多事务上成为了沙赫特与中方的重要联络人。

沙赫特对于中方官员的友善，至少可以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也看出端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刚刚访问完德国的孔祥熙再度从美国折返德国，希望得到德国政府支持中国的承诺。孔祥熙和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的会面，却被安排在柏林郊外沙赫特的别墅里进行。会谈中，沙赫特答应，只要中、日不宣战，则德国将继续执行其和中国的易货和贷款合同（注12）。沙赫特在回忆录中虽然提及孔祥熙到他私人别墅的此次来访，但孔祥熙来访的事由，对于当时的沙赫特来说似乎还太过于遥远，因此对此也吝于笔墨。不过，一年半之后，中日之争却又受到了沙赫特的特别关注，甚至不惜向英国毛遂自荐成为调解人。

沙赫特自荐为中日双方斡旋

沙赫特对外交事务向来有着浓厚兴趣，他认为采用在非洲经济殖民的方式可以避免欧洲战争，为此他曾提出归还德国在非洲殖民地，以及推行不拥有主权的殖民政策等设想。

在被免除帝国银行总裁职务后，沙赫特在外交事务上的热情并没有就此减弱，他曾写信给希特勒，希望希特勒能够派他前往美国，斡旋德美关系。但沙赫特在外交上的活动却处处受到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的限制。1939年12月，美国知名国际事务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向沙赫特约稿，请他谈德国在欧洲战争中的策略问题。纳粹外长里特洛甫要求沙赫特将稿件交给他审查后才发表，沙赫特拒绝接受审查，撰稿一事便就此作罢。（注13）

1939年年初，沙赫特的外交兴趣也转向了亚洲。这一年3月，离职后的沙赫特开始了他的首次亚洲之行。沙赫特亚洲之行的目的地，原先是日本、中国和印尼。但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德国和日本结盟，而德中关系正在淡化为由，拒绝沙赫特前往中日两国，并称印尼和印度离开中日两国都不远，沙赫特很容易在当地和两国政治人物接触，因此甚至完全禁止他前往以上所有国家。沙赫特辩解道自己只是作为旅游者前往也无济于事。盛怒之下的沙赫特拂袖而去，但却不得不将亚洲之行的目的地限定在印度。根据沙赫特的旅行日记，在他搭乘的前往亚洲的轮船上，同船的有不下800名从奥地利逃亡上海的犹太人（注14）。1939年正是德、奥两国犹太人逃亡上海的高峰期。

同年6月，沙赫特在完成三个月的印度之行后回到欧洲，再度经瑞士回国。沙赫特又和在巴塞尔参加国际结算银行会议的老友、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见面。沙赫特向诺曼提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建议，他希望诺曼向英国首相张伯伦转达自己为中日战争进行调解的意愿。诺曼回国后如实向张伯伦汇报，并称沙赫特憎恨纳粹，且不会伤及英国利益（注15）。

沙赫特愿意出面为中日调解的想法，很可能受到另一位德国反抗力量成员特罗特（Adam von Trott zu Solz）的启发。特罗特的父亲是普鲁士文化部长，特罗特本人30年代初便前往英国牛津留学，毕业后归国进入德国外交部就职。出于对远东的兴趣，特罗特于1937年在罗德斯奖学金的赞助下前往中国，足迹遍及中国南北，并在中国一直逗留到1938年底。1938年7月，特罗特完成了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备忘录，其中主要内容是认为英德两国在中国并无利益冲突，并建议英德两国联手出面为中日战争进行调解。（注16）

特罗特将此备忘录寄给了他在牛津留学时结识的英国上院议员罗田伯爵（Lord Lothian），一个月后，罗田伯爵又转寄给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Lord Halifax），罗田伯爵在信中介绍说，特罗特是德国留学生，因为对第三帝国的现状不满而留学海外，潜心研究远东，希望成为远东问题专家。

在向英国方面递交此件的同时，特罗特还委托自己的母亲将德文版的备忘录寄给了50多名和中国事务相关的德国人士，其中就包括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德国驻英大使迪克森、驻日大使奥拓和驻华大使陶特曼等人（注17）。沙赫特出人意料地向英国方面自荐调解中日争端，显然和特罗特的这份报告不无关系。

英国外交部对沙赫特提出的建议似乎很重视，并且特派专员于7月16日和17日前往瑞士，和仍在瑞士休假的沙赫特对此进行交谈。8月份，沙赫特回到阔别近半年的柏林。（注18）

就在沙赫特启程前往印度的前后，中国方面也再次提出了要求德国出面调解中日战争的意愿。1939年3月，中国国防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向德国经济部长芬克提出，希望德国能够再度出面，为中日双方进行斡旋，同年10月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又正式向德国外交部提出这一建议（注19）。这当然可能是时间上的巧合，但也非常可能是中方和沙赫特之间的默契。

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在1937年的一份谈话记录中写道，沙赫特也希望希特勒能对德国对中日两国的外交政策给出明确意见。魏茨泽克认为，显然沙赫特也受到来自日本使馆方面的压力（注20）。在中、日双方都有所表示，而英美又对其及其冷淡的情况下，不甘寂寞的沙赫特选择了东方。

在亚洲之行问题上，沙赫特已经碰过里宾特洛甫的硬钉子，他自然知道里宾特洛甫绝不会让他代表德国插手中日调解事务。沙赫特的策略或许是，假如英德接受共同调解的建议，而英方又提出由沙赫特代表德方出面的愿望，那么里宾特洛甫的反对意见就要打一个折扣。但也有德国学者认为，沙赫特提出调解中日战争一事，只不过是借此机会和英国外交部建立联系，便于他将德国反抗力量的意见传递出去。无论沙赫特的本意究竟如何，在他回到柏林后不久，德国入侵波兰，英、法随即向德国宣战，英、德共同调解中日战争之事自然就不再有下文。沙赫特不得不把他刚刚投向东方的目光，又收回到大战阴云密布的欧洲来。阻止欧洲战争的爆发和蔓延，成为沙赫特此后和反抗力量接触的主要动机。

沙赫特和德国反抗力量的关系

沙赫特年轻时代便进入金融界，和犹太金融家关系极其密切。对于纳粹的排忧政策很不以为然。沙赫特的政治立场也算开明，女婿希尔格-范舍尔彭贝格（Hilger van Scherpenberg）在海德堡大学念书时曾是社民党支持者，作为保守派的沙赫特也并未因此干涉女儿婚姻。后来范舍尔彭贝格进入德国外交部，并成为反抗力量另一个组织“索夫组”的成员，该小组由德国前驻日大使索夫的遗孀组织，但因为有秘密警察打入而被破获。范舍尔彭贝格在1944年1月被捕，只是没有被作为主犯，沙赫特也没有遭到牵连。范舍尔彭贝格战后继续在德国外交部任职。

沙赫特本人从1937年起便和民间反抗力量领袖、前莱比锡市长卡尔-弗里德利希-格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建立了联系，并和另一位重要反抗人士、前外交官乌尔里希-哈塞尔（Ulrich von Hassel）结为好友。但由于其清高自傲的性格，沙赫特始终是反抗运动的边缘人物。格德勒和哈塞尔两人都对沙赫特反希特勒立场的坚决程度表示怀疑。事实上，直到1943年前，沙赫特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希特勒的幻想，他不断试图以上书的形式来对希特勒的政见施加影响。（注21）

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前，沙赫特曾经和国防部经济厅的托马斯将军两次起草备忘录，说明波兰战争可能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危险，交由托马斯的上司凯特尔（Generaloberst Keitel）转递给希特勒，但第一份备忘录被一贯对希特勒俯首听命的凯特尔拒绝。8月27日的第二份备忘录终于通过凯特尔送到希特勒手中，希特勒回应凯特尔说，德国和苏联刚刚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可以保证德国从苏联获得原料供应。此后，沙赫特和托马斯还协同军方情报机构内的反抗人士，试图通过总参谋长哈尔德（Franz Halder）来阻止进攻波兰的计划，但被哈尔德所拒绝。

1943年年初，沙赫特被希特勒解除部长虚职，并从此开始被秘密警察监视。沙赫特感觉到危险之后，切断了和反抗力量领袖格德勒的来往。1944年7月20日发生谋杀希特勒的“7-20”军变，沙赫特以知情者的身份静观其变，但却并非核心策划者。他从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军官林德曼处得知军变计划，为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沙赫特将自己的两个年幼的女儿送到巴伐利亚，在慕尼黑的旅馆内听闻军变失败的消息。沙赫特于1944年8月13日被捕，在秘密警察的审讯中，沙赫特坚称，他和格德勒等人的会面并不具政治性质。（注22）

所幸的是，林德曼在事败后潜逃，数周后在柏林因开枪拒捕而被打伤，最后在医院中因伤死去，秘密警察未能从林德曼处得到任何口供。在格德勒拟就的新政府名单中，始终没有将沙赫特列入，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沙赫特终于没有遭到和格德勒及哈塞尔等人一样被处决的命运。

1945年，沙赫特在战后纽伦堡国际战争法庭被起诉，但最后在1946年被宣判无罪释放。50-60年代，沙赫特还曾经组建银行，经营和印度、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务，沙赫特抱怨阿登纳的联邦政府在金融问题上从不征求他的意见。1970年沙赫特以93岁高龄去世，下葬在慕尼黑。

沙赫特在战后撰写了两本回忆录，其中《清算希特勒》发表在1946年，1953年他又出版《我的七十六年人生》一书。沙赫特在书中虽然多次提到自己和德国反抗力量间的交往，也有夸大自己在反抗力量中的作用之嫌，但1941年他和齐焌的两次会谈，以及希望蒋介石为反抗力量联系英美的事情，沙赫特都并没有提及。

但沙赫特没有想到的是，他在1941年和中方外交人员的接触，很快就被英国外交部知晓，而传递消息的是波兰驻美外交官。

波兰大使向英国披露沙赫特“联华”行动

根据齐焌记载，沙赫特1941年3月携妻访问瑞士，和克兰谈及向中国“求援”，希望宋子文来瑞士斡旋的建议。沙赫特在战争期间访问瑞士确有其事。1940年沙赫特的前妻去世，不久后他便和一位慕尼黑的女画家成婚。因为当时欧战已经开打，而沙赫特依然拥有德国政府部长身份，因此经过希特勒特许才能前往瑞士度蜜月数周（注25）。沙赫特在回忆录中记载，他在瑞士蜜月期间曾拜访不少逗留在瑞士的德国人，但并没有提及拜访人的具体姓名，也没有提及军火商克兰。不过，假如克兰和沙赫特确实会面，谈及宋子文应该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宋子文已经前往美国为中国政府的抗战争取美援，而对权势显赫的宋家，沙赫特并不陌生。在瑞士度完蜜月后，沙赫特于5月重返柏林。

1941年6月27日，英国外交部收到波兰驻华盛顿大使发来的密件，披露沙赫特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这位大使在密件中称，他是从拉西曼博士（Dr. Ludwik Rajchmann）处得到这一“绝对可靠”的消息。据拉西曼博士，5月23日，沙赫特曾联系中国方面，提出德国愿意放弃和日本的联盟，以争取中国的友谊，并希望通过中国的影响力，阻止美国参与对德国的战争。

根据波兰大使的转述，沙赫特还表示，到1942年底，德国便可能彻底攻占苏联，打到海参崴。但沙赫特也说明，德国虽然取得战事上的胜利，但却依然陷入困境。德国人民已经产生厌战情绪，而纳粹政府不得不利用战场上持续的胜利来为民众打气。沙赫特并以赫斯驾机飞往英国的例子，来向中方说明纳粹政府内部的严重分歧。拉西曼博士说，中国方面已经决定回绝沙赫特建议，但还是会向罗斯福总统秘密汇报来自德方的设想(注26)。

这位向波兰大使传递信息的拉西曼博士是波兰卫生专家，担任国际联盟卫生署主任，并在二三十年代受国联派遣前往中国，出任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是民国政府的常客，和宋子文尤其相熟。拉西曼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创始人。

宋子文1940年被蒋介石派往美国，为中国抗战争取美国经济援助时，于1940年11月22日致信拉西曼博士，聘请他出任中国银行经济顾问，常驻纽约，“年薪6000美元”（注27）。宋子文是希望通过拉西曼的人脉来为他打通美国主流社会的关节。

在英国外交部的历史档案里，这位波兰驻美大使的密件并没有说明，沙赫特是通过何种形式和中国方面联系的，而拉西曼又是如何获得这一信息的。但考虑到拉西曼当时是在纽约协助宋子文工作，不难推测他的这个信息的来源。而为沙赫特传递信息者，则非常可能是克兰本人或者中国使馆官员齐焌。

将散落在各处的历史碎片拼装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画面：沙赫特1941年4月在瑞士和克兰会面后，了解到宋子文赴美的背景，萌生了请宋子文代表德国反抗力量与美国高层联系的想法，并提出请蒋介石派遣宋子文来瑞士商谈的建议。5月15日，克兰约齐焌在瑞士会面，将他和沙赫特商量的这些计划合盘托出。5月23日，齐焌和克兰可能发电给蒋介石或宋子文，以沙赫特的名义介绍这一想法。而不久后，在宋子文身边工作的拉西曼博士就获得这个信息，并在6月5日将此消息告知波兰驻美大使。波兰驻美大使写信向盟友英国汇报情况，此信被送抵英国外交部的日期为1941年6月27日。

拉西曼当时还告诉波兰驻美大使说，沙赫特提出的只是初步建议，而“最后的决定不久要在德国做出”。此后，便有了齐焌在1941年6月多次拜访国防部经济厅负责人托马斯将军，以及前往沙赫特私宅进行谈话的过程。

沙赫特提出中德合作建议究竟有什么背景？拉西曼对此也向波兰大使做了一番分析。他认为，一种可能是希特勒试图通过中国的渠道来和英美达成妥协，另一可能是，德国军方内部委托沙赫特来和英美求得合作。拉西曼本人倾向于后一种解释。拉西曼博士认为，德国军方和英美的这种合作，意图是在彻底打败布尔什维克之后，由德国和英美瓜分全球的控制权。而波兰驻美大使也向英国外交部表示自己的意见，沙赫特提出中德合作的建议，并非是受了纳粹政府的正式委托。

目前可知的史料证明，拉西莫博士和波兰大使当时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德国内部反抗力量的对外联系，是受到英美方面重重猜疑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份收藏在英国外交部档案里的波兰驻美大使密件，其内容经过了多人的转述。假如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话，那么从沙赫特到克兰，经齐焌到蒋介石或宋子文，再由宋子文告知拉西曼，拉西曼告诉波兰驻美大使，再到英国外交部，这样的一个重重转述过程，最后形成的文字内容究竟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沙赫特的本意，有多少是转述人的理解和引申，还值得进一步研究。但这份史料，至少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当时沙赫特等人试图求助于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事实。

原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2010年8月号，此处略有补充。